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。必须健全体制机制，形成以工促农、以城带乡、工农互惠、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，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、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。
城乡不应是对立的
11月21日，“凤凰城市沙龙”在北京2013中欧城市博览会上举行，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、总规划师袁牧说，现在全国有近1/4的人处于“半城镇化”状态——在城市生活，却没有城市人的身份。这部分城镇化人口可以归于农村、也可以归于城市，而他们恰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。他们的根还在农村，农村的变化决定了这部分人群如何支撑产业的变化和发展。
我国的工业化经历了20年的发展进程，现在这个进程面临着大的结构性变化和调整。伴随着这种调整，对于土地和人口、尤其是对于参与到产业里的产业工人的要求也在变化。目前，在珠三角城市发展变化的过程中，由于产业变化，过去的农民工已经从“供大于求”变成“稀缺资源”，产业工人又重新供不应求，然而产业工人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直接到工厂就能打工的工人。
袁牧说，城乡本身不是对立的，农村人口不是必然进城，也不是跟着城市走，而是跟着产业走，因为有产业，这部分人口才被带到了城市。农民工“头都不回就进了城”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城市里面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，二是农村老家没有再给他留下任何的念想。
在过去的20年中，农村人口的数量在下降，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了城，而且，留在农村的人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第一产业转到了第三产业，从事农村的服务业或者是农村对中小城市的服务业。一部分产业可以从城市走入农村，拉近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，但这只是市场化的一部分；从政府角度来说，政府应当对农村有更多的投入，支撑农村的发展。未来的产业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放在农村或者小城镇，农民除了做第一产业的工作之外，同样可以在农村和小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。在城乡二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，农民自发地逐渐在走这条路。城镇化如果能解决人的发展需求，即人在农村也能够发展出真正支撑起城市产业体系的东西，就是正确的方向。
另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期存在的二元管理方式，即城市是城市的方式、农村是农村的方式，而农村方式在这几十年里面被粉碎，粉碎之后需要重新建构。现在的共识是，建立起一套能跟城市接轨的、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跟农村完全接轨的管理方式。未来完成了城镇化过程，也不是把所有的农民都搬到城里来，而是让农民能够享受到和城市里一样的公共服务。《中国周刊》总编辑朱学东在“凤凰城市沙龙”上说，任何国家没有像今天中国发展那么快，也没有像我们今天城镇化造成那么多文化断裂、那么多痛苦。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，但现在许多地方的城镇化不是满足人性的回归，而是为了权力。问题出在制度上，以致城市规划不是围绕人、不是为了生活更美好，而是为了彰显一些长官的智慧和话语权。中国城镇过去30年的发展，就是基于过去的城乡二元化政策，没有城乡二元化政策，就不可能有中国城镇的高速发展。农村的土地值钱，可是农民没有发言权，甚至城镇化进程农民都没法参与，也没有人为他们发言，几个人就决定了他们的土地怎么卖、卖给谁。这个过程中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。
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
12月9日，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“新型城镇化：整体规划与突破重点高级研讨会”上，民建中央副主席、知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做了题为“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路径选择”的演讲。辜胜阻说，当前城镇化问题上的争议可归结为六个方面：第一，城镇化主导力量是政府还是市场；第二，扩大内需是靠公共投资拉动还是扩大消费；第三，城镇化的方向是物的城镇化还是人的城镇化；第四，农民市民化是盲目激进的户籍改革、土地改革还是稳定就业和公共服务；第五，在城市体系上是大城市偏向还是均衡发展；第六，有没有新型城镇化，当前的城镇化模式要不要转型。
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”，辜胜阻说，城镇化是双刃剑，要利用黄金机遇，但同时要避免灾难后果。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会从50%升至70%，城镇化带有无限的商机，但如果政府的短期行为和企业投机行为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。中国城镇化要防止五大误区：一是拉美化陷阱，二是速度至上陷阱，三是卖地财政陷阱，四是掠夺式发展陷阱，五是大城市病。
辜胜阻认为，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，也不是越高越好，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，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，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，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，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。市民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公共服务。户籍是一张纸，公安部门一夜之间就可以改掉，但是没有公共服务的市民化是空的。现在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，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，因为现在农村户籍含金量很高，有宅基地、承包地等各种补贴。因此，户籍改革是渐进的、局部的，因城而异，不能盲目“户改”和“土改”，应当以居住证来配置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，让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。
辜胜阻认为，中国城镇化路径应该两条腿走路：一方面靠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，另一方面依托中小城市的改革试点。他特别看好中国的“五线城市”，即吸纳人口多、经济强的镇，例如广东的虎门、浙江的龙港、北京周边的燕郊等，但它们最大的问题都是公共服务没有跟上。
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
在日前举行的“凤凰城市沙龙”上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沈迟说，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，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，未来将更加注重市场的作用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掌握，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新型城镇化的决策。具体表现出来的是，在一系列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少一些主观判断。
沈迟说，改革开放后，我国经济发展、城镇化建设都尝试过很多模式：建立经济特区、设立沿海开放城市、几乎全国各个城市搞经济开发区等，很多城市从一个经济区或者说工业开发区慢慢变成一个新城，新城又搞新一轮的开发区。这是我国城镇化历程中比较普遍的问题，如今，则出现了许多空城区。不可否认，这一轮的新城新区夸张的因素更多，没有按照经济发展阶段的市场规律走，对资源的配置完全由权力来决定，用行政来配置。
沈迟说，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它和传统的城镇化不是截然分开的。新型城镇化依托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，既包含了发展诉求目标的提升，也需要经济基础技术进步的支撑。
新型城镇化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关注，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发展，都应遵循规律，在规划上选择适当的路。伴随着我国的崛起，每个地方的城镇化的结果应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反映，正常情况下，跟我国的资源环境结构特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都是相匹配的。但是，有时因人为的决策和制度而严重滞后或过度超前，追根溯源，更多的问题在于政策，而不在于技术层面。这里既有制度方面的问题，也有决策者对于市场规律下的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问题，更有干部考核机制和对话机制的问题。（来源：中国建设报）马莹
